翻译家李文俊：做一辈子翻译没占什么便宜

2013年10月23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宣布前，人们提起闻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时，总会特地加上一句“最早将卡夫卡和福克纳先容到大陆的人”。

 

而诺奖名单宣布后，李文俊24小时内竟接了100多个电话，在公家眼中，他溘然变成了“翻译门罗的人”。

 

到目前为止，门罗在大陆只出版了一个中译本，即李先生翻译的《逃离》。据说，由于诺奖，它又加印了40万册，可除了当年千字100元的稿费外，李先生并无寸得。

 

这，就是一位翻译家的无奈与茫然，83岁了，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李先生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只有我们的孩子们才有权力来评价这其中的得与失，才会以异样的眼光来审阅这个时代的怪异与粗鄙，我想，他们将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人的冷漠、势利与恶趣味，毕竟是怎样炼成的。

 

人是命运港湾中的一条船，回头看时，一切恍如游戏，而身在其中，谁也无法真正觉醒，过去的一切，终将飘逝，而其中的辛酸故事，却指向了永恒。

 

旧杂志熏陶出的翻译家

 

我1930年生于上海，爸爸在怡和洋行工作，他不是个头脑机灵的人，但诚实肯干，从养成工一点点做起来，洋人对他很放心。

 

抗战时，日本人占了租界，洋人都被关到浦东的集中营去了，爸爸无事可干，就每天带我学英语，他也不讲什么语法，就是带我读梅特林克童话的英文版。

 

爸爸有时会去集中营探望老板们，帮他们做点事，那时我还小，只记得那些英国人挤在一个大仓库里，各家用床单隔成单间，还挺在意隐私权的，但那么多人住一起，洋人的体味又重，其实是太难闻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抗击败利后，洋人们卷土重来，爸爸被重用，他负责茶艺部，主要是向英国出口红茶，工作挺轻松。

 

那时上海滩美军军舰良多，美国兵喝醉了酒就胡闹、怪叫，各大报摊都有英文杂志卖，过时的就放在地上，非常便宜。我哥哥英文好，常买来看，我也随着看，慢慢对英美文学产生了爱好。

 

金圆券让国民党人心尽失

 

回到洋行后，爸爸月收入有400元，比一般中国公司的人员高七八倍，那时家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由于抗战，我哥哥没能念大学，后来进怡和洋行当养成工，以后自学音乐，到上海片子制片厂做了小提琴手，我姐姐则毕业于上海音专，我们家里艺术氛围仍是比较浓的。我母亲虽是中学学历，但她的那个学校水平非常好，毕业后她考上了美专，第一天去上课，发现班里只有她一个女生，觉得很别扭，第二天就离开了，其实很可惜。

 

上高中时，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分左中右三派，倾向国民党的同学看我家景还可以，是个小少爷，也想拉我过去，找我做过工作，但那时我已经看了一些提高杂志，好比《糊口》杂志等，思惟上同情共产党。不外，我从小对政治不感爱好，只想多读书。

 

到后来，绝大多数上海市民都开始对国民党不满了，这主要是金圆券闹的，此前虽有通胀，但日本人在的时候也一样，大家总能对付过去，而金圆券让中层以下的人再也熬不下去了。在洋行工作的还好点，工资发的是美元，不受影响，可普通庶民受不了，都但愿国民党赶紧跑了算了。

 

组织糊口原来这么凶猛

 

1948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解放后，像我们家这样没有国民党背景的，基本也没受什么冲击，几年后，怡和洋行支撑不下去了，部门迁到香港，部门被新中国接收，成了进出口公司，爸爸在那里继承工作，但工资没那么高了，新领导让每个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爸爸看科长都写得那么低，也不敢多要，只好写了个更低的90元。那一段家里的糊口就比较难题了，好在我们都已工作，可以接济一点，总还不至于饿肚子。

 

1952年，我大学毕业，同班有办法有阶梯的人都留在了上海，剩下的人被集体分配到北京，先在培训班里学了8个月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田家英、叶圣陶、黄胄都来给我们上过课。

 

在培训班里，有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过组织糊口时，大家讨论一个同学入团的题目，我对他不太了解，就表示弃权，结果一些人怒不可遏地指责我，说这么庄重的事，作为一名团员怎么可以弃权?既然组织已经考察他了这么久，你不了解他，就应该无前提地相信组织。

 

我只好表示同意，可心里觉得，表达自己看法有什么错?干吗这么凶?从那以后，我对政治更不感爱好了。

 

培训完，我被分配去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杂志当助理编纂，几个月之后，被调到《译文》杂志，即《世界文学》杂志的前身。

 

从上海到北京，我倒也没觉得怎样，那时家里前提一般，住在里弄很小的屋子中，特别挤，北京究竟文化底蕴厚一些，上海洋气，但四周没有山，当时污染严峻，姑苏河都是黑的，我觉得能到北京也挺好，没什么抵触情绪。

 

一辈子不愿意随大流

 

好轻易到了单位，却是三天两头政治运动，正常工作秩序经常被打乱，我也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实在就是斗人。

 

我上大学时，曾被派去安徽一个农村搞“土改”，那里地主也很穷，和农夫差未几，可非说他克扣，让贫农们开会批斗他，控诉了半天，都是些曾经骂过人、欠半升粮食之类的小事，斗完了，就直接把地主枪毙了。行刑前，地主的鼻涕拖得老长，看上去很可怜，大家自发去围观，以证实自己态度坚定，不怕看枪毙人。枪声一响，地主的脑浆都给打出来了。

 

经由这次事，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什么教育，在那个年代里，我始终不愿意随大流。后来历次运动与我关系都不大，“反右”前，领导让我给党提意见，可我其实提不出来，所以也没被划成右派，“文革”时受了一点点冲击，但我排得太靠后，没吃过太多苦头。

 

后来到了农村，那也没办法，整个单位都下放了，谁也跑不了。干了点农活，但怎么也比不上老乡们干得多。

 

三分之二的时间被旷废

 

“大跃进”时，我曾被派到村里办“小高炉”，可我们谁都不知道“小高炉”是什么，不外是从老乡家收来铁锅，炼成铁坨子，质量还没原来的好。那时这种怪事太多了，农村木匠作坊里，本该技术好的老师傅说了算，却偏要从门徒中培养党员，让外行来管内行。

 

三年“天然劫难”时，我们在北京一样吃不饱，饿死人倒没见到，但浮肿的人良多，后来可以买高级糖了，我夫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有一点金戒指之类，都拿出来换成钱去买糖了，算是能对付过去。

 

可以说，从我开始工作起，到“文革”结束，三分之二的时间不能干工作，只能偷偷到藏书楼借书看，到“文革”后期，各基层单位的抵挡徐徐强了，上面搞运动，下面拖拖拉拉，就是不落实，上面也没办法，你总不能把大家都给撤了吧?

 

卡夫卡的书是“反面教材”

 

上世纪50年代时，还能做点工作，但所谓世界文学范围很小，开始还有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他们都“变修”了，作品也不能再先容了，只能先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的作品，此外是先容一点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还不能太出名，好比《红与黑》这样的就不行，算是“侵蚀青年”。这么对付了几年，到后来连这也对付不下去了，《世界文学》杂志干脆停刊。

 

“文革”结束后，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发表了我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当时，同时配发了一篇1万多字的批判卡夫卡的论文，由我、我夫人和叶廷芳三人凑了一万多字，这叫“批判性的先容”，后来我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内部出版卡夫卡的作品，打出来的旗号也是“作为反面教材”。

 

没办法，当时大环境就是这样，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年青人不爱严厉阅读是世界潮流

 

今天年青人不爱读外国小说了，我觉得任其天然，不看就不看，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不看经典的人多，但也总有喜欢文化喜欢思索的人，在大学毕业生中，假如有1%的人喜欢看外国文学，这也就不少了。

 

现在竞争激烈，大家都在忙“有用的事”，这也不要紧，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空虚，等有了钱之后，你就会特别想知道世界和人生毕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严厉阅读，号召也没用，当然，你们作为媒体应该尽量呼吁，但我觉得不大可能改变世界的潮流，今天美国年青人也不看严厉小说。

 

只能等出版社良心发现

 

如今翻译的收入确实比较低，可这种事国家也没办法，也搞不懂谁在当真做，谁不当真，我干了一辈子翻译，没得过什么便宜，晚年给了个荣誉学部委员，也就是多个书报费，偶然有点补贴，没什么大变化，该住多大屋子还住多大屋子，该拿多少退休金还拿多少退休金，这也挺好，我不但愿让别人侧目而视。

 

说进步翻译稿费尺度的人良多，可现在不少出版社也在诉苦快关门了，它们也很少有赚大钱的。就算赚了钱，也主要是靠翻译畅销书，可那种书比较好译，不需要译得好的人才去做，真正难译的是经典之作，却又没市场。总之，对目前的情况，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以《逃离》为例，原本也就印个1-2万本，人家一次性支付翻译费，按千字百元尺度，算是够给面子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给的稿费只有千字60元，那时我也不懂，认为卖不了多少。现在加印了这么多，人家一声不吭，我能怎么办?我也83岁了，犯不上为这种事大动肝火，咱也就只能等着别人良心发现呗。

 

门罗也写出了中国留守父母的痛

 

我对门罗一直比较看好，我担任过加拿大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去过那里3次，知道门罗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别人让我译《逃离》，我一点也没犹豫就接下来了，此前我还主动翻译过她的《熊从山那边过来》，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并收入我的译文自选集中。

 

门罗的小说比较低调，不摆出高深莫测的样子，善于刻画小人物，展现他们表面快乐、内心辛酸的形象。在门罗笔下，命运不可捉摸，可能由于一场激情，人生的轨迹就改变了，《逃离》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说走就走了，而母亲却不敢搬家，怕收不到孩子的来信，这种情感今天中国人也普遍存在，孩子出国了，父母等不到他们的动静，仿佛从没有过这个孩子一样。人生难以预料，这是人类普遍的痛苦。

 

遗憾的是，我从没见过门罗，每次到加拿大，我都泡在藏书楼中，忙于收集福克纳的资料。门罗比我小一岁，我们都得了心脏病，但她比我还惨，我好歹没动手术，她还动了手术，可能无法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了。

 

阿特伍德太嚣张

 

一次阿特伍德在台上演讲，我在台下看到过她。良多人觉得她今年没获诺奖，感到很遗憾，实在她还年青，有机会。

 

与门罗比拟，阿特伍德有点嚣张，咄咄逼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我同意女权主义，但适可而止，男人也挺可怜的，不能把什么事都怪到他们身上，不女郎人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呢?

 

阿特伍德比较激进，在一些组织中任过职，诺奖已经给了女权主义者良多次了，这次也可能是想杀杀阿特伍德的锐气吧。

 

加拿大小说有乡土气味

 

整体上看，加拿大的小说太像美国小说了，这既赚便宜也吃亏，不外仔细阅读的话，加拿大文学仍是有自己特点的，即乡土气味比较浓厚，充斥着淳朴的乡情，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多，不像美国那么都市化，好比欧茨笔下就多是反凡人物。

 

我不喜欢看太高超的小说，由于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哲学，看不懂，我也就配看看门罗，实在，类似的作家在英美文学中不罕见，好比美国的薇拉·凯瑟，他们可能不算第一流，但每个飞机场里都会摆放很多他们的书，这些作家不写太深刻的东西，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小说太高深了，就看不到普通人了，我喜欢了解普通人的糊口。

 

心脏病发生发火不怪福克纳

 

我这一辈子翻译的东西不算多，加起来大概不超过400万字。

 

翻译《押沙龙，押沙龙!》时比较辛劳，导致心脏病发生发火，实在，我也不愿意心脏病发生发火，这也不能怪福克纳。我在难题时期挨过饿，后来比较贪嘴，导致身体偏胖，不像现在，能维持在60公斤以下，那时走路都气喘，一直也没很好地检查过，那一段时间又比较累。

 

医生给我电击了五次，心脏才恢复跳动，第二天我醒来时，浑身插满了管子，儿子问我吃点什么吗?我说吃点吧，他跑到病院对面的城隍庙小吃连锁中，给我买了茶叶蛋，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儿子还用手抚摩了一下我的下巴，他对我从没这么亲热过，我当时想，这也就不亏了。

 

病情好转后，这些年又翻译了一些书，多是比较好玩的东西，好比《小熊维尼》《秘密花园》，我仍是挺喜欢看这些儿童读物的。

 

后来翻译了《白叟与海》，固然它的中译本良多，张爱玲就译过，但她自己并不满足，说文里文气，缺乏阳刚之气，余光中也翻译过，他自己也检讨是“戴了手套干的这活”，我按自己理想重新翻译了一遍，得到一些网友的肯定，说比张爱玲译得好，既然有人表扬我，我当然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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