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司：诗和译的一生

翻译是伴随邵洵美一生的。尝试写新诗，就是在中学读英诗的打动下促使他以中文来复述开始的…… 　　新中国诞生后他结束了出版事业，译书成为他最后的G口手段。可是他译书非为“稻粮谋”，即使在出狱后患着严峻的肺心病，在呼吸难题的折磨下勉力工作仍是如斯。翻译外国名著是他解脱肉体痛苦的精神享受，病魔捆绑他的躯体，捆绑不住他的思维。译书的过程支撑他贫病中脆弱的生命…… 　　邵洵美文学译作的成绩尽我们所能搜寻到的都列在《一朵朵玫瑰》中。难能说全，其他使用笔名发表的我们无法确认。 　　翻译是伴随邵洵美一生的。好像中学里短暂的英语教育就使他的语言天赋很快地开释了出来。他是个生成的诗人，他的诗和译老是分不开的。尝试写新诗，就是在中学读英诗的打动下促使他以中文来复述开始的。在翻译公司的《诗二十五首》自序里明白地写着“当时是由于在教会学校里读到很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来试译”。我们发现的那首《归欤》是1924年的，是最早的，那时他十八岁。报章上英文字恍惚，我们无法查证原作者的姓名。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隔了一年在伦敦，他利用课余时间翻着字典，把古希腊女诗人莎茀残留的诗作，五六十个断片译出，凭他自己的想象连结起来写成一出短剧出版，放上海法书店的柜台。据他自己说“一本也没有卖掉”。遗憾的是，家中的藏书里没有见过它的影子。他的英文之快速成长得益于导师慕尔先生(A.C.Moule)的不倦教诲，在剑桥大学求学时他寄宿在其府上。两年后归国，他拿出一卷译稿，把十位诗人的作品集成《一朵朵玫瑰》；还把他喜爱的线条画画家Beardsley（琵亚词侣，今译比尔兹利）的两篇画作出版，翻译了画家自配的诗歌，献给爱诗爱画的朋友。从他一开始接触到滕固等朋友创办的《狮吼月刊》、《屠苏》等刊物，译诗就是伴随创作的诗稿一起投送的；当他拥有自己的刊物之后，也老是时不时有译诗译文发表。在二十年代末，书报上普遍运用的语言与现今不同：文言与口语参杂，那时的口语还沾染着地方口音。翻译作品里欧化的词句是当时的风气，不少词汇和现今的也有所差异，所以读邵洵美早期的译作，和读当时其他译者的译作一般，会有语句读不顺之感。他有时分明带点上海或姑苏口音，还会有少数独特的词语。早期在处理译文方面，他独出心裁地会夹杂外文，也有整段录下不译，或是录下原文后面译出大意；他不舍原文之美，兴味十足，抄下来供大家赏识。后来接受了张若谷意见才挣脱了这种心思。人名书名的翻译，他常按自己的兴趣，天然与现在我们通用的不一样。他的译笔随年纪、素养、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成熟。 　　忙碌于写作、编纂、出版中的他从未脱离过英文。他持之以恒地阅读外文书报。好些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如《新月》的、《天下》的，时常与他切磋。他也有良多外国朋友。他尝试翻译外国作家朋友的小说和剧本。对George Moore（乔治·摩尔）他由衷地钦佩，写了两篇大块文章先容这位大文豪，穷尽赞赏之词。摩尔的佳作每每感动他，一气译了四个短篇。摩尔与他成了忘年交，与他通讯；重病初愈便把自己新出版的一本《一个少年的自白》（Confession of A Young Man）的增订本寄给邵洵美。他说：“这本书使我受到的益处，在一篇短文章里说不尽，总之，我今天的所以能够享受文学的宝藏，完全是他的赐赉。”为报答白叟赠书之情，他专门将其《我的死了的糊口的回忆》（Memoirs of My Dead Life）的一节译了出版单行本作为回敬的礼物。[注：感谢贾植芳先生为怀念邵洵美，特意请孙宜学先生将摩尔该书全文翻译出版。孙先生在其翻译的《埃伯利街谈话录》（摩尔著）的前言里写道：“乔治·摩尔能为中国人所熟悉和接受，主要得力于邵洵美。” 　　因为笔会的工作，他接触到英国戏剧巨匠Noel Coward （诺以尔·考德），专心地译了考德的剧本《夫妇之间》，读来妙趣横生。可惜没有译完，《文学时代》就休刊了。编者储安平在向读者离别时说，邵洵美那篇《夫妇之间》没续完，以后会出单行本。然而我们没有找到。 　　抗战期间，他接触不少访华的外国作家，曾经为英国诗人W.H.Auden（奥登）即兴创作了一首英文的诗歌A Song of Chinese Guerrilla Unit《中国游击队之歌》，奥登将它收入自己和Isherwood（伊修伍德）合写的书Journey to a War《战地行》。后来他自己又把它用中文重新创作 　　,命题为《游击歌》，刊在他自己主编的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邵洵美也十分正视奥登同情中国抗战而作的诗歌，译了好几首，称之为“伟大的作品”。 　　D.H.Lawrence（劳伦斯）是他特感爱好的作家。1934年曾经和郁达夫讨论劳伦斯的小说，在《人言周刊》公然议论其《却泰来夫人的情人》（即Lady Chatterley"s Lover）。他以文艺批评的眼光赏识这部杰作，讨论小说的结构和文笔。他以为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宣扬其哲学。早在1929年他就研究劳伦斯的小说《逃走了的雄鸡》，在《新月》月刊三卷十期发表书评。那也是关于性的题材，一度被以为是淫秽作品；当时又由于有诋毁耶稣亵渎神圣之嫌被禁。我们发现在1934年的《美术》杂志上有漫画家张光宇为邵洵美的这本译作设计的书封。这本有争议的书的译本应当在那个时候就翻译好了。他自己在前面那篇文章里提到过“我在前年的秋天”（也就是1932年）曾经翻译。然而，我们却在1938年的《纯艺术》中才看到这部译作发表，遗憾的是连载了两期，没找到后面的第四期，单行本的影子更是无处可寻。 　　他在翻译的手法上曾经尝试花腔翻新。我们可以赏识到三十年代初，他为适应那本《论语》半月刊的幽默特性，风趣地运用吴侬软语翻译的《碧眼儿日记》。能够体会姑苏话妙趣的上海人读到这篇译文拍案叫绝。平日他自己说的是略带苏南口音的上海话，他的岳母是姑苏人，可以想象，为了翻译出隧道苏白的味道，他用了多少工夫：向岳母一句句请教，妻子在旁一句句纠正，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战后每个新年随刊赠予的“论语日记本”下附《逐日一笑》，集中西幽默小品，他为之用足脑筋，可惜现在找不到了。至于五十年代他译的《汤姆·莎耶侦察案》，一本小说两个故事，前者是以孩子口气讲的，他当心地尽量让译文白话化；而后者是讽刺作品，则竭力保持原文的风格。 　　汉译英，他也用过力气。跟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艾克顿（Harold Acton）合作翻译自己的长诗《声音》，跟项锦绣（Emily Hahn）合作翻译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都刊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学术性月刊《天下》；在孤岛时期办宣传抗日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他甚至还单凭记忆意译了唐诗宋词作为补白；且不说《声色画报》里双语的互译和宣传抗日的中英姐妹版杂志里大量的对译工作他花了多少心血。他和美国作家项锦绣在1935年合作出版的《声色画报》是有创意的尝试：内容半本有关中国，半本有关外国。中文封面从左往右翻，中文文章上面是英文的摘要；封底为英文封面，刊名为VOX，要从右往左翻，英文文章上面的摘要是中文的。图片标题是英文的，说明中英文兼有。他们的朋友《大美晚报》的主人斯带（Starr）当时就反对说：“上海虽是双语城市，并不意味人们会愿意买本双语刊物。还不如回到老办法，出版两本内容相同的。”不幸言中，这份旨在中外交流的异类杂志只出了三期。后来他俩在孤岛出版姐妹版的抗日杂志《自由谭》和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便是斯带鼎力支持的；他不但出资，在印刷方面也全力匡助，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杨刚英译了连载在《直言评论》上，后来偷偷出版的单行本也是在斯带的印刷厂印的。 　　英文的把握给邵洵美配备了第三只耳朵。他是个好学之人，沉缅于读书：读经典著作，也十分关注文学界的各种消息。他尽可能地搜罗海内外书刊来读，因而有机会倾听外国的声音。外国文学对他创作上的影响自不待言，新诗理论的研究天然离不开西方的资料；倾心于出版事业，钟情于编纂手法的他都鉴戒心目中的外国楷模。他的印刷厂入口当年最提高前辈的影写版印刷设备，礼聘了工程师仍然玩不转，仍是靠他自己对着英文仿单才成功启动。上海沦陷期间，他在短时间内钻进邮学颇得同好的欣赏，也是凭借外国语的匡助；当时中文集邮书刊未几，他埋头外文资料，理清了中国邮票的发展史；他结识了不少外国集邮家，向他们请教，为丰硕中国邮学起了不小的作用。至于触动他“五个整夜”写出《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和《蒋夫人西安回忆录》的读后感，竟是他获悉的国外讯息，可以在他那小册子的《前言》里读明白，原来这两本重要的政治文献竟然先行泛起在美国的报章上。不少疑点令他“有很多地方尚需要一些精细的解释”，因而他自荐来写那么一万多字。他也关心外国人对中国是情的胡说八道，居然在同时期的《纽约人周刊》有篇《黄祸日记》说西安事变是“蒋，中国的首相，到张那里去借一杯鸦片……而被绑票……”引起他无穷愤慨。 　　战役间断了他的诗路。沦陷时期的压抑沉潜，抗击败利后的嘈杂浮躁，他没能致力于学问。倒是解放后，关了书店卖了厂，原认为在那物是人非的变迁中，他与为之奋斗半生的文学再也无缘了；想不到苍天赐赉契机：峰回路转，他又拾起了笔，尽情施展其双语上风，翻译出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半生的文学流动精炼了他的文字与诗句。老来，他让雪莱、拜伦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麦布女王》和《青铜时代》以中文来吟咏，赢得了读诗人的赞诵。特别是译他心仪的英国诗人的佳作，在转换语言之际，学到他们诗的创作之微妙，享受他们诗的意境之美妙。从他学写新诗开始懵懂，逐渐成熟，到写抗战诗歌，研究新诗理论，走过五个时期；而经历把英诗重生到中国文字语境里的工作，是他的诗探索行程的第六个时期。人们或许没有留意到那本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玛丽·巴顿》，其中英诗和民谣多达半百。邵洵美为之付出的心力可以想知。因而他译的著作并未几，却能获得较高的评价。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邵洵美有经验，但他翻译从不草率从事，他翻译前老是当真仔细地作预备。早先，在《一朵朵玫瑰》以及多篇译作的小记、注释里看得到； 　　读《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译者序》，我们更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努力。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前期工作：了解雪莱的生平，他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他的著作，他的思惟，他的诗和他对诗歌的见解，特别是他把这个神话的结局作了改变的用意，那是贯串全剧的普罗密修斯的精神。他还要读作者的原序，他夫人对此书的“说明”，以及一般批评家对雪莱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论断等。然而邵洵美在决定动手之时，发现翻译这部诗剧还有一个极大的难题，也是五十年代翻译一切外国古典文学所存在的难题，那就是缺乏参考材料的题目。他想到，外国的古典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不论在字义方面，句法方面，都可能已经起了相称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良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的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需依赖各种专门的著作；翻译这部书的专心之处极多，甚至连标点也不能放过，那有关字义的阐明和句法的组织部署；而这部著作的排印错误一向是专家们争论的目标。雪莱自己的标点和诗句又素来不依常规，他的标点符号，与其说是听从文法的划定或是阐明词句的意义，不如说是供应诵读的参考，或是当作韵节和语气的标志。众多疑难眼前他只有求助于老友。那个年月，我国各处藏书楼所保留的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大部门只供应学校教材的应用；私家的珍藏凭各人兴趣，零碎而无系统。在邵洵美的“案头随笔”里有他的工作记实1955年5月12日写道：“本日收到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信，将翻译计划寄去……” 　　1955年5月20日写道：“我已决定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数日前曾专致信增嘏兄（全增嘏），乞伊将复旦藏书抄示。本日得回信，十分欣慰，增嘏诚老友也！目录如下……（共八本书）”佩玉夫人称赞他：“翻译这本书，他最最用功！” 　　新中国诞生后他结束了出版事业，译书成为他最后的G口手段。可是他译书非为“稻粮谋”，即使在出狱后患着严峻的肺心病，在呼吸难题的折磨下勉力工作仍是如斯。我们从施蜇存的《闲寂日记》读到，1962年那位真挚的老友多次去探望抱病译书的他，多次为他借书提供参考资料，包括“有关Shelly之书二册”，“ 　　J.p.pater所作《论存在主义》一书”，“ 　　Horace集”等，可见贫病交加的邵洵美译书依然无比考究，还一如既往地当真做译前的作业。 　　翻译外国名著是他解脱肉体痛苦的精神享受，病魔捆绑他的躯体，捆绑不住他的思维。译书的过程支撑他贫病中脆弱的生命，精神得以升华。泰戈尔《四章书》是他最后的译著，稿纸上不少涂涂改改，说明尚不决稿。扭曲的笔迹看了令人揪心，他是在病痛的挣扎中一字一句地斟酌着。这本最后的译著，伴随断续、窘迫的咳喘声，带着对志摩挚情的回望，笔尖流洒出对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企望。他还想再梳理一遍……没有可能了！……就这样，奉献给读者，译者邵洵美，放下了他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