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刘方谈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2014年2月12日，据博文深圳翻译公司了解到，翻译家刘方出生于1932年，18岁参军，成为第一批解放西藏的女兵，5年后改行先学俄语，后来进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刘方从小就喜欢文学，读着翻译小说长大，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小学时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特别喜欢翻译成中文的押韵诗句。

 

因为对文学的痴迷，外语系出身的刘方一门心思惟搞文学翻译。在南大学习5年法语后，刘方留校任教，后又调入中心电视台国际组，从事新闻翻译工作。“文革”后，刘方抛却了在电视台的工作，调入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当时良多人觉得她的选择“太希奇了”，可刘方说自己就是“爱好主义”，“我不喜欢新闻，我喜欢文学，我就是想做文学翻译”。当时的选择，刘方一直坚持到如今。

 

有了爱好的指引，刘方想尽办法抓时间，耐劳钻研翻译。中译外可以说是刘方的“主业”，在《中国文学》杂志工作期间，她翻译了良多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和古今诗歌，退休后还将《少年皇帝》《穆斯林的葬礼》《老子》等中文作品译成法文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刘方开始“业余”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陆续翻译出版了罗伯尔·默尔勒的《倾国倾城》、雨果的《冰岛恶魔》、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布瓦尔与佩库谢》，巴尔扎克的《夫妻糊口的烦恼》及杂文，以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都德小说选》和加缪、艾尔莎·特丽奥莱、杜拉斯等人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译林出版社组织多位法语译者合译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7卷本，刘方与陆秉慧一起合译了第6卷《女逃亡者》。1996年，刘方介入、多人合译的《蒙田随笔全集》由译林社出版，她称翻译蒙田“难度大于翻译普鲁斯特”。由于蒙田随笔距今时代久远，他的创作风格晦涩难懂，在当时就曾受到批评，要正确地译出语句所传达的含义，的确有不小的难度。刘方先容说，就像中国研究《红楼梦》有“红学”一样，法国也有“蒙学”，蒙田研究一直在不断发现新的材料或研究成果。当出版社要出新版《蒙田随笔》，询问译者是否要重新修订原译文时，译者们异口同声：“当然要改！”“重新一看，发现有良多变动，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要改正，有的是有新的研究成果要增补”。刘方说：“发现错误很懊恼，觉得‘怎么会错呢’？所以新版的《蒙田随笔》基本上是重新翻译了一遍。”

 

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爱好，而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刘方也遵循“爱好主义”，“有所译有所不译”。她对不同作者有自己的看法，在翻译中也有所选择。她喜欢阿尔封斯·都德，在翻译《都德小说选》的时候，自己选择翻译长篇小说《小弗乐蒙和大里斯勒》以及选本中的其他大部门作品。这部长篇描写了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社会，刘方特别对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赞许有加。她回忆与挚友陆秉慧合译《巴尔扎克全集》杂文卷的过程时说，以前只知道巴尔扎克的小说写得好，翻译时才发现原来巴尔扎克杂文的语言精练，风格犀利，翻译巴尔扎克杂文的过程也是再学习的过程，这样的翻译过程令她感到愉悦。而在翻译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成天上树的日子》之后，尽管出版社说杜拉斯的书很受读者欢迎，刘方仍是回绝了再次翻译的邀请，她以为杜拉斯的作品“写出了异域风情”，但从文学角度看，并不是上乘之作，她不喜欢杜拉斯的文字。

 

“这是我翻译的最后一本书”

 

法国作家菲利普·克洛代尔的小说《布罗岱克的讲演》曾获得2007年的“中学生龚古尔奖”，这一奖项的获奖作品往往比“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更受法国读者欢迎。刘方翻译该书，也是出于“爱好主义”，“译过那么多书，能让我流泪的只有这一本”。刘方这样描述该书带给她的震撼：“下笔未几，但一个个鲜活的人跃然纸上，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场景让人终生难忘……没有正面描写战役，但上世纪那场侵略战役如何辚轹人的尊严，如何扭曲人的灵魂，如何蹂躏天赐的夸姣，如何揭露尘封的丑恶，这里都有用血和泪提供的佐证。难怪作者的犹豫和惆怅始终溢于言表，而且感染了我。”刘方觉得，现在写这样的作品未几了，除了内容，该书在结构上看似天马行空，但脉络清晰，文字感染力强，不故作深沉，因此初读作品后她欣然决定翻译。

 

这是一份“连作者自己都以为很难翻译的‘讲演’”，尽管是“老将”，但在翻译过程中，刘方仍是遇到了一些技术题目，书中有德文词汇需要查德文字典；还有一些词句，需要与作者直接联系以求得更好的解释。作者建议刘方，文中的方言都原文照登，刘方允许了，但仅留存了作者以为没有意义的几个词的原文，而对于其他有意义的方言词句，尤其是特别重要的词句，刘方做了意译，她以为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对于《布罗岱克的讲演》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刘方并没有思惟预备，她甚至都不知道有傅雷翻译奖，主办方通知她入围了，请她参加颁奖礼，她就去了，没想到会拿奖。不外对刘方来说，《布罗岱克的讲演》获奖是对她翻译成就的肯定，也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它为刘方的翻译糊口生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年82岁的刘方，由于眼睛疾患，已经很难再长期伏案从事翻译工作了。“《布罗岱克的讲演》是我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能获奖，刘方“很兴奋”，“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文学翻译工作不能小看”

 

“不要小看了文学翻译，文学对一个人心灵上的感染力，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好比当年良多人都是由于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名著，才终极走上了革命道路。好文学都是宣扬真善美、拷打假恶丑的。哪怕作者自身是守旧的，好比巴尔扎克，他自己是政治上的守旧派，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世界观，揭露了社会的复杂性，这是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文学的气力是很大的。” 谈到翻译时，刘方仍旧难掩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之情。她以为，文学给人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让人从心底里接受”。她们这一代人，从中外文学的优秀成果中得益许多，而谈起文学和文学翻译如今的处境，刘方的口气中多了几分遗憾，她理解年青人生存的压力，但说起现在人们很少读书，刘方仍旧连称“可惜”。

 

恰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翻译的爱好，刘方并不特别看重翻译的稿酬。她承认翻译的报酬是很低的，“你不知道翻译蒙田的作品一千字要花我们多少天的时间啊，假如光从钱的角度算我们都不干了”。刘方笑着说：“不外这个倒无所谓，我翻译的时候也不会想着谁来正视我什么的，我按着我的爱好翻译就是了。良多译者都没有太考虑这个题目，至少我们这些老翻译是没有考虑的。”相对报酬而言，刘方更在意工作的立场。她很怀念以前做翻译时，出版社的法语编纂会一句句核对原文，纠正译者难免的失误；对于一个句子的多种译法，译者和编纂会反复讨论商量，确定最合适的译法。

 

“说自己的话”

 

老一辈的法语译者中，刘方最赏识傅雷的翻译，她觉得傅雷的翻译很好地兼顾了中文和法文的不同之美。评价译本，刘方看重“流畅”。在她看来，翻译是再创造，“信达雅”的尺度中，“信”是基础，翻译作品当然要以原文为基础，要真实正确地译出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但译文也应该是“自己的话”，要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法语明朗、正确、布满幽默感，但不同作家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不尽相同。都德、雨果的感情充沛，福楼拜的冷峻，左拉天然主义的语言方式“有点噜苏”，这些语感的差别都需要译者在译文中加以体现，这就是“达”。同时，语言是有节奏的，所以翻译时，译者需要反复推敲，必要时会在译文中加减字，以求读起来更惬意，这就是译文“雅”的层面。假如说“信”的程度取决于译者的外语水平，“雅”则与译者的中文涵养紧密亲密相关。做文学翻译，刘方觉得并没有速成的方法，“多读书，读中文作品，读法文作品，在阅读中加强自己的中文涵养，进步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力求对语言的理解更深一些”。

 

作为从事了多年中译外的老翻译，刘方所说的“说自己的话”更有弦外之音。她说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常多，但反观法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却很少。这其中有译介方式的原因。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法文，当然最好由法国人来做，但一方面法国很少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纯熟的法国翻译，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俗语、成语等也存在理解上的难题。刘方以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合作翻译：“当年的《中国文学》杂志就礼聘了外国专家为翻译把关，我们有了题目，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这非常好。”说起《中国文学》杂志，刘方很自豪：“《中国文学》杂志翻译先容了良多中国当代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古诗和新诗。它面向海外发行，订户曾达到两万多。”《中国文学》杂志还出版过一套“熊猫丛书”，有英文版也有法文版。这套丛书着重译介了良多中国当代作家的长篇作品，如《绿化树》《人到中年》等，在法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应该多多推介中国文学”，刘方夸大，这可能是老翻译家对“说自己的话”更深层的表达。

 

【温馨提示】如您碰到翻译难题或者有翻译需求，不妨拨打博文翻译公司全国服务热线：400-88-13580（一生我帮您！）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的翻译解决方案，免费稿件质量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