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翻译：文学翻译界现面临青黄不接？

2014年3月18日，据博文深圳翻译了解到，前天早上，闻名翻译家傅惟慈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据了解，傅老因突发哮喘病去世，他生前已决定要将遗体捐募做医学研究，只在积水潭病院举行了小型遗体离别典礼。傅先生曾翻译了托玛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题目的核心》，以及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作品，影响巨大。他的离世引发文学界和网友的悼念。

 

傅老的离去让人惋惜，他为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精神财富。他所坚守的文学翻译是“冷板凳”事业，在他身上有着哪些让人敬仰的精神品质？现在的文学翻译面对着哪些新的题目？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西班牙语翻译家赵德明，听他们谈谈文学翻译的点滴。

 

生平

 

“飘流和文学是一生梦想”

 

傅惟慈1923年生于哈尔滨，通晓英、德、法、俄四国语言，曾经两次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生前曾在采访中说过：“我曾经认为飘流和文学是我一生的梦想。”傅老在年近九旬的时候表示，自己已经不想再做翻译了，机会应该留给年青人。随后，他开始写自己的东西。2008年，他出版了《牌戏人生》讲述自己的故事，书里面的良多图片都是他自己拍摄的。

 

傅惟慈曾经翻译过毛姆、格林、托马斯·曼和乔治·奥威尔等作家的经典名著。《动物庄园》、《题目的核心》、《月亮和六便士》都是他留下来的经典译作。傅惟慈白叟很少接触媒体，他曾在采访中简朴谈及对翻译的看法，坦言早点投入翻译工作更像是一种逃避，为了争取某一种自由，不想年华虚度。“我翻译过格莱厄姆·格林、毛姆、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做翻译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更不是为了获得地位。”

 

傅惟慈是一个爱玩之人，他将自己和草婴、李文俊、杨绛、朱生豪等闻名翻译家进行比较，并自叹不是勤奋的人。“李文俊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翻译、攻克福克纳。”到了90岁高龄，傅惟慈更是多了几分潇洒。对于各种翻译哀求，他都摇手拒绝：“都留给年青人吧，他们老是争着但愿做点什么，那我就把机会留给他们。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我也老了。”

 

不做翻译之后，傅惟慈开始四处环游，拍了良多照片，并结集成册。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的人生观就是，一切都是作为游戏，要寻找些乐趣”。他还撰写了自己的故事，于2008年由中心编译出版社集合出版，书名为《戏牌人生》。书中大量的照片都是由他切身拍摄提供的。

 

忧思

 

“文学翻译泛起青黄不接的现象”

 

法语翻译家余中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刚刚获悉傅先生辞世的动静，非常痛心。作为傅先生的读者，对他的译作，尤其是《动物庄园》有着很深的印象。“李文俊、高莽、施康强、罗新璋、傅惟慈都是老一辈的文学翻译家，他们大学毕业以后便开始从事文学翻译方面的工作，文革以后，我们中青年的翻译家在阵容上就已经落后于他们，现在70后、80后的文学译者更看不出这个势头来，文学翻译泛起青黄不接的现象。”

 

在余中先看来，傅老那一辈的文学译者除了文学涵养极高，其专注、当真和耐劳的精神品质让人敬仰。“我所知道的李文俊和施康强都是一早起来就拿着翻译书在看，开会的时候还会带着书和笔记本，想到什么就马上记实下来，由于他们的持之以恒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

 

在赵德明眼中，老一辈译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有机会接触朱光潜和季羡林老先生，他们在青年时期留学国外，扎扎实实地学习知识，形成深挚的学养。跟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逐渐退出了文学翻译界，与之相当的中年人少之又少，青年人就更不用说了。”

 

余光中也指出，现在的文学翻译者和当年的巨匠关注点也不同。“以前的译者都是翻译20世纪之前的作品，而且主要关注一到两个作家，现在的译者不同了，会更多关注当代作家的作品，紧贴时代的脉搏。”

 

题目

 

“年青人害怕啃这块硬骨头”

 

文学翻译界的青黄不接已经成为赵德明和余中先的共鸣，稿费低廉成为其中绕不开的原因。余中先说：“现在的稿费尺度太低，全国两会上也有代表和委员呼吁进步。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另外，翻译固然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作用，但在高校不能成为评职称的尺度，现在高校的风气都是写专著、论文，但是在我看来，大多数论文的价值还不如一篇好的译文。研究成果我们个人可以看淡，但是社会和教育机制不应该把它看淡。”除了稿费低，文化公司、图书策划公司的大量参与，又造成了译者稿酬的继承下降。

 

赵德明一直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他是最早把2010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先容到中国的译者。他讶异于目前稿费之低，这么多年来竟没有怎么变化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千字的外国文学作品需要多长时间？至少得有大半天。而千字翻译稿酬却只有五六十元。可是假如是中译外，则是每千字300至500元，差别非常悬殊，也非常不公道。可是至今却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

 

另外，市道市情上大量泛起的“重译本”在余中先看来也并不必要。“文学已经越来越边沿化了，翻译也难逃恶运。很多新的译者甚至是高校的在校生。另外，在我看来不少译者漫无目标，对选题也很盲目，甚至很不专业。在这种情况下，重译经典成为讨巧的办法，但是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赵德明以为，翻译和文学翻译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翻译实在非常热点，但文学翻译的境况完全相反，是良多年青人害怕啃的“硬骨头”。“同声传译在良多年青人眼中都是香饽饽，为此挤破了头，但是一听到文学翻译，都觉得无法以此为生。对于两者的心态差别之大让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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